像諸葛亮這樣的偉人，仍不免于賭徒心態。他的種種努力，無異于「掙扎」。

試圖以最小成本和風險博取巨大的回報，這和買彩票無異。

這種心理機制的結果，就是「窮人補貼富人」。

對于蜀漢而言，一個國家的「精力」是有限的，對于諸葛亮而言，一個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在既沒有連貫性、又是各種例行的工作中，其結果必然是一種掙扎的狀態。

撰 文 | 龍 章 特約撰稿人責 編 | 施 楊

劉備死后，將國事全權托付給諸葛亮，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重申了這一點，并對后主劉禪進行了「耳提面命」

而在《后出師表》中，諸葛亮訴說的對象，則不僅僅是第一讀者劉禪本人，更像是一封公開信，既是寫給劉禪看的，也是在回應朝野上下對他年年北伐的質疑。

該不該連年用兵，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戰略分歧。

關羽遇害，劉備傾全國之兵討伐東吳，夷陵一役，卻大敗而歸，蜀漢徹底失去荊州。

劉備白帝城托孤后，作為蜀漢CEO的諸葛亮手上只剩下了益州。

盡管巴蜀當時經濟發達，但以一個益州的實力和曹魏、孫吳對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諸葛亮憑著新建的小小蜀國，打著恢復漢室的旗號，年年兵出秦嶺，北上進攻魏國。

每次出兵都要千里運送糧草，并試圖一戰與魏國決出勝負，而結果不是因為打了敗仗而撤軍，就是糧餉不濟而退回。

諸葛亮急于速勝，卻不愿等待更好的時機。

古人說「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多少是有些道理。

因為年年勞師遠征而導致的國力凋敝，士卒疲憊，在當時也不可能不招致反對的聲音，這還影響到了后主劉禪。

《后出師表》就是對「以長策而坐取天下」觀點的駁斥。

《后出師表》開篇第一句就是「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指出授權他討伐曹魏乃是最高指示。

然后說以先帝的英明，知曉我才弱而敵強，但「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這就是先帝毫不猶豫把討賊大業托付于他的原因。

這段話，已經流露出了賭徒心態。

正如投資領域最流行的錯誤觀點—— 「錢多的話就價值投資，錢少的話就賭一把」。

為了讓劉禪服氣，諸葛亮先說自己從受命之日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南征孟獲時，更是兩天才吃上一頓飯，并非不愛惜自己，而是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才冒危難，以奉先帝的遺意。

但竟有人議論這樣做是不明智的。

時間的窮人

諸葛亮的思維困境正應了哈佛大學教授穆來納森說的那句： 「貧窮之人會一直窮困潦倒，忙碌之人會永遠日理萬機，孤獨之人會終日形單影只，而節食之人也總是以失敗而告終。」

就是說，稀缺心態會在潛意識層面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影響人們的決策和行為，使人們墜入「稀缺陷阱」，疲于應對越來越嚴重的稀缺。

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前者有耐心為了長遠的價值進行投資，后者則忙于應付眼前的事務，也更易賭一把。

諸葛亮就個人而言不缺錢，劉備占據成都后，打開府庫，重賞群臣，諸葛亮分得的財物按一個不太科學的方式即米價來折算，大約是台幣30億元。

讓諸葛亮感覺稀缺的，是蜀國的綜合實力和時間。

在心理上，諸葛亮是時間的窮人。

一方面，他日理萬機，蜀國大小事務「咸決于亮」，大小事都是他最后拍板；

另一方面，「人亡政息」其實是諸葛亮心理上最大的恐懼。

和司馬懿不同，諸葛亮沒有篡位的計劃，在光復漢室的最高價值觀下，也不可能有篡位的計劃。

司馬懿活著的時候為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鋪路，死后，兩個兒子便先后控制了魏國國柄，直到孫子司馬炎篡位成功。

諸葛亮雖然大權獨攬，但內心仍是個經理人。

所以，理想中的結果只能在他自己的生命周期里完成，不得不捋起袖子上，非不自惜，時不我待。

而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蜀軍與魏軍在五丈原對峙了100余天，直到諸葛亮病逝于此，這是命運的殘忍。

經濟學家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說，人們會錯誤地將每次隨機試驗之間獨立的機率建立起聯系。

人們常常以為在整體上符合期望的機率分布，在局部上也會符合相同的機率。

這種將從大樣本中得到的規律錯誤應用于小樣本中的現象，被稱為「小數定律」。

比如擲硬幣，每次拋出得到正反面的機率都是1/2，但總有人會認為如果連續幾次都得到正面，那麼下次得到反面的機率就會更大。

同樣，面對北伐，諸葛亮的理解是如果不行動，就會陷入「溫水煮青蛙」式的失敗。

而年年北伐，哪怕成功一次，就能踞隴西，襲取關內，局面就一片大好了。

更為可惡的是，對手司馬懿總是和他玩對峙，拒絕出戰。

所以，每次諸葛亮都是勞民傷財，無功而返。

時間之于他的理想，和之于美女的面孔一樣，都是刻刀。

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諸葛亮作為弱小的一方，屢屢北伐去招惹強大的魏國呢？

因為一旦戰敗，天也不會塌下來。

這是秦嶺山脈的地勢決定的，即李白后來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諸葛亮戰敗，大不了撤退時，把棧道燒掉。

深山大壑對于進攻方都是極其不利的地形。

比如劉備剛到秦嶺南麓的漢中，曹操便帶著幾十萬人碾壓般殺將過來，結果曹軍卻大敗而歸，元氣大傷。

正是因為人和物資的補給是個大問題。

所以，諸葛亮北伐，就像每月拿一半收入買彩票。

要是被打敗了，傷元氣但不要命，魏國勝了也得不到具體的好處。

一旦大獲全勝，司馬懿一方大敗，那麼魏國的歷史就有可能改寫。

所以，毫無懸念，雙方就成了例行出兵和例行封堵。

一個偉大悲劇的主角

塞德希爾·穆來納森和他的研究伙伴埃爾德·沙菲爾在《稀缺》一書中，對人們陷入時間困境和物質困境表達了足夠的憂傷。

他們發明了「帶寬」一詞來解釋人的思維差異，而這個詞在古人語境中就是「量」——「心智帶寬」即「心量」。

「心量」同樣包含了一個人對現實的解讀，最終產生相應的未來。

諸葛亮為了教育劉禪和一干心懷不滿者，舉了兩個例子：

諸葛亮說：

「高祖的英明可比日月，謀臣的智慧可比深淵大海，尚且多次遇險負傷，從危險中獲得安全，可謂向死而生。陛下您肯定不敢說比高祖厲害，張良、陳平更是比臣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們能坐定天下，躺贏嗎？

曹操的智謀計策，遠遠高于常人，他用兵簡直和孫武、吳起一樣高明，但是也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曹操他輸輸贏贏，反反復復折騰，才得以讓偽政權暫時活在當下。臣這樣的笨人，怎麼可能必勝呢？」

但諸葛亮似乎模糊了一個問題。

劉邦平定天下、曹操平定北方之前固然都是馬不停蹄地在打仗，但在平原地區作戰與坐擁被山川圍繞的蜀地是不一樣的。

就土地、人民、物資而言，劉邦、 曹操就是無恒產者，一系列戰役打下來，贏家通吃，輸家什麼都沒有了，因此他們也不需要恒心，需要的是擴張，同樣也是與時間賽跑。

在這種擴張中，最重要的是人才。

比如，劉邦麾下有蕭何、張良、陳平、韓信、彭越……

就人才而言，先主劉備同樣手上也曾經有一把好牌。

到諸葛亮寫《后出師表》的時候， 連趙云都老死了，這幾年間，大小將領失去了70多人，有一技之長的高級軍士失去了一千多人。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

很多時候，諸葛亮對未來的看法是悲觀的，而未來又回應了他的心理認知。

善于用兵的，往往是「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才能取勝，所以要出奇。

所謂出奇，就是打破慣常思維，用競爭對手想不到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諸葛亮六次北伐中，只有一次使用了奇兵，他揚言從斜谷出兵攻魏，實際上卻去攻打祁山，魏軍十分慌亂，一下子有三個郡投降了蜀國，最后又因為馬謖不守軍紀，功敗垂成。

諸葛亮的其余五次北伐都是在意料之中，魏軍從容應對，蜀軍無功而返。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三國演義》，說作者「狀諸葛多智而近妖」。

實際上，諸葛亮擅長治理，并不擅長軍事。

劉備、諸葛亮之間君臣的關系，也被后世人所羨慕，乃至于被美化。

歷史上 諸葛亮更像是一個偉大悲劇的主角，一個反復從山底下往山頂推巨石的西西弗斯式的形象，或者說「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歷史沒有假設。

劉備早年得到徐州，很快被呂布搶走了；然后剛得到豫州，又被曹操奪去；后來借得荊州，又被孫權武力收回。

這些不幸的經歷， 未嘗不與劉備君臣看重眼前的心理積習相關。

比如，蜀軍在漢中打敗曹操后，關羽在荊州又水淹曹操七軍，劉備、諸葛亮認為討賊大業指日可待，卻不料關羽被近在咫尺的孫權偷襲殺害，而蜀中路遠，根本救之不及。

劉備占據成都，逼迫益州舊主劉璋下野，并吸納原來的官員加入新政府。

劉備旗下，既有地方實力派，又有跟他入川的創業團隊，即諸葛亮說的「糾合四方之精銳」。

二者之間的矛盾暗流涌動，在劉備死后，構建出一個外部敵人，年年北伐和準備北伐未嘗又不是諸葛亮實現蜀漢內部團結、讓反對者噤言的一個既簡單且有效的手段。

但這仍然是「心量」的問題。

事無巨細都要管上一管，諸葛亮的心智帶寬被各種日常的事務所干擾，甚至堵塞，這種狀況下，人很難進行深度的思考，也不愿意正視現狀，反而會從忙碌中獲得一定的安全感和滿足感。

這是一種動態的「坐以待斃」。

像諸葛亮這樣的偉人，仍不免于賭徒心態。

他的種種努力，無異于「掙扎」。

試圖以最小成本和風險博取巨大的回報，這和買彩票無異。

這種心理機制的結果，就是「窮人補貼富人」。

對于蜀漢而言，一個國家的「精力」是有限的，對于諸葛亮而言， 一個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在既沒有連貫性、又是各種例行的工作中，其結果必然是一種掙扎的狀態。

諸葛亮的年年北伐是一種眼前的茍且；光復漢室，便成了虛無縹緲的「詩與遠方」。

反過來說， 如果諸葛亮在蜀中勵精圖治，與百姓休養生息，重視授權與人才培養，等到魏國內亂再出兵，未必沒有成功的可能。

諸葛亮的悲劇告訴我們： 我們掙扎著的現狀是由我們過去的思維方式決定的，而未來有可能是由我們當下的思維方式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