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當病榻上的陳獨秀走到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他在這世上最放心不下的人，莫過于年僅34歲的夫人潘蘭珍。

陳獨秀自知不久于人世，可是潘蘭珍的日子還長。想著這些年她跟自己過著風餐露宿、朝不保夕的日子，陳獨秀心酸不已，緊握她的手說：「蘭珍，我對不起你，你跟我這些年，除了擔驚受怕，就是吃苦受累。」

潘蘭珍聽了這話，淚如雨下，她拼命搖頭道：「蘭珍孤苦伶仃，如同路邊野草，承蒙先生不棄，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已經知足了！」

看著這個對自己掏心掏肺，最后一刻都不曉得為自己打算的傻女人，陳獨秀更加難過。他希望潘蘭珍在自己走后不再天涯飄零，可是回首自己這潦倒的一生，他根本沒能為愛人留下什麼遺產。

陳獨秀于是交代兒子陳松年把家中的五只古瓷碗留給繼母。

這唯一值點錢的瓷碗，還是他在南京坐牢的時候朋友送的。他希望這點東西能讓妻子好過一些。

丈夫彌留之際的牽掛，讓潘蘭珍泣不成聲。

在陳獨秀一生的三位夫人中，潘蘭珍自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個。她不像陳獨秀的發妻高大眾，為丈夫誕下了像陳延年、陳喬年這樣的英雄兒子，也不似陳獨秀的二妻高君曼那樣才貌雙全，能解丈夫的文人風情，在事業上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世間姻緣就是這麼奇妙，月老的紅線偏偏把潘蘭珍這個大字不識的底層女子與陳獨秀這樣一個曾經影響歷史格局的時代英杰捆綁在了一起。

潘蘭珍1908年生于江蘇通州的一個貧苦農家。1912年，年僅4歲的她隨父母背井離鄉，逃荒來到上海。

那時一家人全靠父親在煙草公司做裝卸工和母親撿垃圾維持生計，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後來，潘蘭珍又有了弟弟妹妹，生活更加艱難。小小年紀的她不得不跑到紗廠當起了童工。

苦難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17歲，潘蘭珍終于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可是沒想到漂亮首先帶給她的卻是不幸。

廠里的工頭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開始常常騷擾她，逃無可逃的潘蘭珍遭受了強暴，而后被迫與一個流氓結婚，婚后受盡凌虐。

潘蘭珍忍無可忍，終于鼓起勇氣離家，在石庫門附近的貧民區里租了間房子，從此過自力更生的獨立生活。

也是在這里，她遇到了恰在逃亡的陳獨秀。

那是1930年，在國民黨高達3萬賞金的懸賞捉拿令中，陳獨秀一路逃到上海，隱姓埋名，因緣際會與潘蘭珍成了鄰居。

由于陳獨秀深居簡出，從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實情況，人們都叫他「李先生」。陳獨秀跟街坊四鄰很少講話，卻非常喜歡小孩子，有時還教鄰家的孩子們識字。

潘蘭珍在廠里做工，每天上下班見到這個年過半百的先生不是寫字就是看書，孤身一人冷冷清清，起居飲食也無人照應，心生同情，于是經常幫著陳獨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幫他生個爐子熱個飯。

這份萍水相逢的恩情，讓身處人生低谷，狼狽不堪的陳獨秀十分感動。

彼時他寄予厚望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已經先后犧牲，原配夫人高大眾在病中郁郁而亡，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也因性格不合離他而去。

陳獨秀徹底淪為孤家寡人，與此同時，他的事業遭受重創。因為犯下錯誤，他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組織，好友胡適因政見不同與之分道揚鑣，國民黨更是設下天羅地網通緝他。世界之大，卻無他的立足之地。

人到中年，再遭人生風浪的陳獨秀不免在情感上孤單落寞。所以面對眼前這個人美心善的姑娘，陳獨秀倍感溫存，也開始找話跟她說。

在得知潘蘭珍的不幸身世后，陳獨秀很是同情，常常借書給她，教她習字，希望她有朝一日通過知識改變命運，潘蘭珍感激涕零。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她愛上了這個為人親善，又有學問的「李先生」。

一來二去，他們生活在了一起。那段時間，陳獨秀像個長者一樣呵護潘蘭珍，教她識字明理，學習文化。潘蘭珍則一邊去工廠做工掙錢，一邊無微不至地照顧陳獨秀的生活起居。兩人互為彼此的依靠。

相處兩年，潘蘭珍一直希望有個孩子。陳獨秀也遷就她的心情，不顧在逃的風險，同意她領養一個孩子，于是他們有了後來的養女潘鳳仙。

至此小家庭塵埃落定，潘蘭珍覺得找到了此生最堅實的依靠。奈何命運弄人，就在一次她帶著孩子回老家后，陳獨秀還是因行蹤暴露被捕。

潘蘭珍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焦急地到處打探先生的下落，卻杳無音訊。

就在她倍感絕望之際，街頭巷尾的報紙都在傳陳獨秀被捕的消息。陳獨秀是誰？過去大字不識的潘蘭珍自然不知，但她卻一眼就認出了報上登出來的照片——這不就是自己的先生嗎？

潘蘭珍才知道原來與自己同居兩年的李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想到這里，潘蘭珍的心頭一緊，也顧不得那麼多就辭別父母、安頓了養女，火急火燎趕到陳獨秀所在的南京老虎橋監獄。

當獄中的陳獨秀再見風塵仆仆趕來的潘蘭珍時，他難以想象這一切是真的。

他難以想象眼前這個瘦小純樸的姑娘，從上海到南京這一路，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磨多少嘴皮求多少人，才得以出現在自己的眼前。

吃著潘蘭珍送來的飯菜，陳獨秀老淚縱橫地對她說：「你快回去，好歹上海還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監獄里還能給你什麼呢？」潘蘭珍卻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她已決心要留下來照顧陳獨秀。

陳獨秀過去有位學生在南京國民政府當官，一度邀請潘蘭珍去自己家里住，潘蘭珍卻堅持在監獄旁租了一間陋室。她說人家是大官，住在那里不方便。

為了維持生計，潘蘭珍平日里還做些洗刷、縫補的零工，用掙來的錢就近照顧監獄里的陳獨秀。陳獨秀得知后，對她的品格更加刮目相看。

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的監獄坐了五年牢，潘蘭珍就堅持給他送了五年的飯。在那個談「共」色變的時局下，潘蘭珍本有一萬個明哲保身的理由，與陳獨秀一刀兩斷，去過自由的生活，但是她始終不離不棄。

無論是從物質還是精神，潘蘭珍的到來都給了陳獨秀深深的慰藉，讓體弱多病的他在獄中仍能保持旺盛的創作力，專著一部接一部地問世。

1937年，隨著抗戰爆發，日軍兵臨南京城下，陳獨秀在多方抗議和擔保下，獲釋出獄。

重獲自由的他面對未來，其實還有很多選擇。一方面，蔣介石開出10萬經費的價碼，邀請他為國民政府效力；另一方面，身在美國的好友胡適也拋來橄欖枝，邀請他去國外出書掙錢。

面對這些世俗意義上可以高官厚祿的路子，陳獨秀嗤之以鼻，他把全部心力都放在了抗日活動中。于他而言，國難當頭，無論是給蔣介石當走卒，還是跑到美國獨善其身，都是對畢生信仰的褻瀆和背叛。

也是因為這種不屈不撓的文人風骨，出獄后的陳獨秀一直窮困潦倒，過得很苦。難能可貴的是，潘蘭珍卻能理解丈夫的心氣，從無怨言。

1938年8月，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監控，陳獨秀受好友鄧仲純之邀，攜家小前往重慶江津，不承想剛剛落腳就遭到了鄧夫人的冷遇。

鄧仲純是至真至誠的革命人士，對陳獨秀的到來非常歡迎，鄧夫人卻擔心家里因為陳獨秀遭到牽連。故而對這對夫婦常常說些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難聽話。

寄人籬下的陳獨秀不堪一次次折辱，終于在翌年搬到了江津縣旁的一個小山村。這里的生活相對清凈，物質條件卻極為艱苦。

當時陳獨秀的家鄉安慶在戰火中陷落，兒子陳松年帶著祖母、妻子和孩子也流亡到了四川投奔他。陳獨秀雖然是《時事新報》的特約編輯，平日還可以賺些稿費貼補家用，但是這筆錢想要養活一家六口人，無異于杯水車薪。

況且客居江津時期，暮年的陳獨秀已是疾病纏身，高血壓、腸胃炎、心臟病，種種毛病都隨著年紀的增長找上了他，惡劣的生活條件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最嚴重的一次，他在床上整整躺了10個月。

陳獨秀重病期間，都是潘蘭珍貼身在旁照顧。不僅如此，她也承擔起了照顧婆母的重擔。陳獨秀的孝順是出了名的，由于養母雙目失明，過去他總是給母親親侍湯藥，親手喂飯。陳獨秀病倒后，這些任務就落到了潘蘭珍的頭上。

她每日不厭其煩地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任勞任怨。一家人擠住在一起，難免會有矛盾，潘蘭珍也總是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維持這個家庭的穩定。唯一讓她感到束手無策的，倒是全家人的經濟問題。

為了給陳獨秀抓藥治病，此前潘蘭珍已經被迫當掉了陳獨秀唯一值錢的大衣，可是生活還是捉襟見肘。有一次，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她試探性問：「先生，你能不能從中取出一點款子，就算借，以后還不好嗎？」

聽到「兩萬元」的字眼，陳獨秀瞬間瞪大了眼睛，在床上大叫道：「不可能，決不能！他陳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陳獨秀絕不為五斗米折腰，那錢我們不能動分文，哪怕凍死、餓死……」

原來陳獨秀寫了一本書，起名《小學識字課本》，時任國民黨教育部長的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硬要陳獨秀更名以后才準許出版。陳獨秀偏不同意，聲稱一起不改，雙方因此僵持不下。

陳獨秀將預支給他的兩萬元稿酬，全部存入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看著倔強的丈夫，潘蘭珍也不好再說什麼。

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她最后只能偷偷當掉自己的戒指和耳環，才解了全家人的燃眉之急。

為了解決長久以來吃飯這個大問題，夫婦倆向當地農民學起了種土豆，過自耕自足的生活。

可是江津鶴山坪一帶的盜賊，暗想做過共產黨大官的陳獨秀，一定有不少油水。于是在1940年的一個仲夏之夜，打洞進屋，盜走了陳獨秀的十幾件衣服和尚未出版的書稿。

衣服倒是其次，書稿的遺失卻讓陳獨秀氣得捶胸頓足、心力交瘁，無形中加劇了他病情的惡化。

屋漏偏逢連夜雨。1942年5月初，在一次誤食了發霉的蠶豆花后，陳獨秀的病情急轉直下。潘蘭珍急得四處尋醫問藥，都沒什麼結果。陳獨秀在友人的資助下住進了醫院，全靠強心針維持著生命，直到1942年5月27日。

臨終前，他給相伴12載的潘蘭珍留下了這樣兩條遺言：

你務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后半生。但有一事要切記，為夫立身人世間，雖非高風亮節，卻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來之款不可動用（即那2萬元），切不可拿我的名聲去賣錢。

前者是陳獨秀要免去潘蘭珍的心理負擔，讓她后半生能有個歸宿；后者卻是他這個軸了一輩子的文人最后的私心，畢竟最苦最難的時候，他都不曾失了文人風骨。

陳獨秀過世后，社會各界組織發起募捐，為他籌措了共計3萬多元的喪葬費。

一向尊重丈夫樸素心愿的潘蘭珍破天荒地從這筆錢中拿出了一小份，給陳獨秀置辦了一身青絲衣褲，又在棺材上為他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綢花。

要讓一生尊嚴的丈夫尊嚴地離去，這是潘蘭珍最后的執念。

陳獨秀逝世后，潘蘭珍也謹記他生前的遺言，自力更生。往后余生，無論世道如何艱難，生活如何困苦，她都沒有變買過陳獨秀的一樣遺物，更沒有動用過「陳獨秀夫人」這個名號去為自己謀一絲名利，尋一點方便。

1943年，潘蘭珍進入四川的一座農場當了一名普通工人，抗戰勝利后她又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學校食堂找了份煮飯的工作。

人到中年，孤苦無依的潘蘭珍非常想念家人，于是把老家的養女接到了身邊。母女倆相依為命，雖不富裕，但是日子卻平靜安心。

可惜好景不長，1949年，潘蘭珍被查出罹患子宮癌，同年10月，年僅41歲的潘蘭珍就因病不治，撒手人寰，結束了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

作為陳獨秀的第三任夫人，潘蘭珍這一生沒什麼傳奇的濃墨重彩，也無任何壯舉能讓她在歷史上留名。

但是在才女佳人群星璀璨的民國，她的故事卻讓人過目不忘。也許樸素的感情，自有萬鈞之力。

這份力量讓我感喟于在那個風氣初開，道德與自由邊界尚且模糊的年代，還能有這樣一位女性，在沒有一紙婚書的束縛下，竟能以最純粹的初心堅守一份最淡泊樸素的感情。

在這個層面上，她與陳獨秀一樣，是不朽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