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媚俗之人不可深交。

因為當一個人愿意為了功名富貴而輕易低頭的時候，他往往會在關鍵時刻，為了功名富貴同樣做出違反底線的事件。

所以在生活中，很多人都經歷過這樣一種現象，就是當你站在高位時捧你捧得最厲害的，和你在低位時踩你踩得最狠的，往往是同一類人，就是因為他們并不存在所謂的底線，一切都是唯利益是圖。

古人說： 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予者，必肯助予，宜傾心聽之。

這句話意思就是：能討好我的人，也一定能加害我，所以應當留心防范；肯規勸我的人，也一定能幫助我，所以應當誠心信任。

在春秋時期，晉國有一個大夫叫文子，有一段時間流亡在外，就遇到了需要投奔誰的問題。

有一天，當他經過一個小縣城時，當時跟著他的一個下人就說：「這個縣城里面有一個人，曾經是你的朋友，你為何不在他的家中休息一下，順便等待后面的車輛呢？」

文子就說：「我曾經喜歡音樂，這個人就給我送來了鳴琴，我喜歡佩玉，這個人就給我送來了玉環，他這樣迎合我的愛好，無非是為了得到我對他的好感，但是我現在又怕他會出賣我以求得別人的好感。」

于是，文子沒有多做停留，便快速起身離開了，結果不出他所料，那個人扣留了文子后面的兩車人馬，并把他們獻給了文子的敵人。

世間有太多這樣的人，他們擅長的伎倆就是以阿諛奉承為手段，以糖衣炮彈為武器，為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在他們阿諛奉承的攻擊之下，很多人往往沒有辨別能力，在他們的糖衣炮彈之中失去招架之勢。

而他們這樣做的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從那些被奉承的人身上得到回報，一旦取得了他們的信任或者依仗他們的便利之處達到目的之后，也就是羽翼豐滿起來，這時必然會翻臉不認人。

甚至當你對他們有可以利用的機會時，他們就樂于奉承，當你一旦出現變故，失去可以借助的條件時，他們立馬會暴露出來原本的嘴臉，這些狀態都是小人專屬的特性。

我們要做的不是一味去抱怨人性的自私與殘忍，而是學會辨別君子與小人的作風，以防止被糖衣炮彈所迷惑，以恰當的姿態保全自身，這才是與人相處的智慧。

一個人在順境得意的時候肯依附于你，去奉承于你的，未必能夠給你帶來正面的意義和價值，反而是那些愿意以嚴厲措辭提醒或指責的，更值得傾聽與深交。

因為對于這種人來說，他們的出發點就是以善良為做人根本，在關鍵時刻凡事考慮的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義，也正是因為他們懂得守底線，所以不會選擇媚俗，常常直言相勸。

而媚俗之人則完全相反，他們心中只有利害而沒有原則，會在任何關鍵情況下為了利益而做出妥協之事。

唐朝前期的魏征和后期的李林甫兩個人，就是這種案例的正反兩個極端。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任皇帝，他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也是最為人稱道的盛世。

而凡事都講究天時地利人和，當時之所以有這一盛舉，除了受益于其它多項原因之外，還與一個重要的因素有關，那就是唐太宗「廣開言路」的政策。

一個圣明的君主，遇到一個敢于直言進諫的名臣魏征，可謂是「天作之合」。

魏征進言的時候，很少顧及君王的情緒，有的時候即便把李世民說得有些生氣，也沒有收斂之意。

正是這樣一個敢于直言的忠臣，才為當時的大唐發展，規避了很多可能存在的障礙根源，也正是李世民「廣開言路」的智慧政策，才給了大唐快速發展的機會。

而反觀唐朝末期的「奸相」李林甫卻剛好相反，李林甫本身雖有才能，但是心胸狹隘性情卑劣，容不得一絲一毫比自己有才能的人存在，處處排斥可能會對自己產生威脅的能臣名將。

更重要的，他極盡奉承阿諛之言，千方百計地蠱惑唐玄宗，目的就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名位，以保證自己受到重用。

而這種閉塞視聽，使言路斷絕的行為，也是導致唐玄宗一味沉溺于酒色溫柔鄉之中的根本原因，也成了唐朝由此逐漸走向衰敗的一大原因。

而在輕信讒言這個問題之中，除了小人擅長阿諛奉承的問題之外，更在于當事人不懂得明辨是非所造成的后果。

就像唐玄宗一樣，之所以有唐朝的衰敗，除了李林甫本身的奸詐卑劣，其實更源自于唐玄宗的昏昧無知，不懂得辨別是非的后果。

李世民曾說： 「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但是唐玄宗卻沒有明白曾祖父李世民的這一忠告，沒有善待忠臣，反而被奸邪之人蠱惑。

而反觀生活，有多少人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當自己聽到一些花言巧語之外，就忽略了自己應該具備的防備之心，最終在小人糖衣炮彈的攻勢之下，毫無招架之力，給小人留下了可乘之機，遭受了甜言蜜語的傷害。

所以人生多一些防備之心，就是提防小人的奉承讒言，讓自己多一些明辨是非的清醒能力，以此規避掉人生可能留下的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