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也許笑我癡心于清室，準確來講，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國的政教，忠于中國的文明，我留著辮子，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要告訴世人，我是老大中華未了的一個代表。」——辜鴻銘

當一個舊的制度被推翻，龐然大物倒下時所發出震天轟鳴時，我們不僅要看到那些拍著手歡欣鼓舞的革命者，還需要看到那些居住在被推翻的大廈中的居民，哪怕那大廈腐朽不堪，卻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辜鴻銘就是那個隨著清政府被推翻，在近現代「無家可歸」之人。

生于南洋：

昨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室友一邊看《覺醒年代》一邊跟我吐槽： 「這個辜鴻銘哦，像個老學究一樣，好固執啊，但他翻譯能力真的好強。」很少有人知道，在如今人眼中如同老學究一樣的辜鴻銘，并非受到傳統四書五經洗腦的人，他最開始接受的是最為正統的西式教育。

1857年，辜鴻銘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在當時這里屬于英國殖民地。乾隆年間，辜鴻銘的祖輩為了生存從福建遷往馬來西亞，後來獲得英國人賞識，他的曾祖父辜禮歡成為了當地行政長官，父親辜紫云則在當地一所英國人開設的橡膠園中擔任總管。

辜紫云的妻子是位外國人，生下來的混血兒就是辜鴻銘。 1867年，橡膠園主要回到英國，因為太喜愛辜鴻銘這個小孩子，因此詢問辜紫云能否將辜鴻銘收養帶去英國，作為交換他們能夠將橡膠園交給辜紫云。自己的孩子可以去當時最為先進強大的英國生活，辜紫云自然一萬個樂意，才剛剛10歲的辜鴻銘就這樣踏上了英國的土地。

學在西洋：

能被橡膠園主夫婦喜愛并帶走，辜鴻銘在學習方面一定是異常出眾，來到英國后他延續了對文學的興趣， 考取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系，一路讀到碩士。如今有資料顯示他 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等9種語言，并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

精通語言沒什麼毛病，但博士學位可能有些夸大，畢竟他對外從來都是表示自己僅為愛丁堡大學碩士，這些博士學位很可能與胡適的博士頭銜差不多，都是後來一些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

1880年，在外漂泊了13年的辜鴻銘回到馬來西亞，由于碩士學歷以及在英國居住過的經歷，再加上精通多種語言，很快辜鴻銘就在殖民機構中找到一份薪資不錯的工作，卻沒想到一次乘船經歷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決意回國：

在當初去英國之前，辜鴻銘的父親曾叮囑他： 「無論你走到哪里，無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記，你是一個中國人。」這句話在辜鴻銘獨自在異鄉漂泊的過程中被不斷想起，印象一次又一次加深，「中國人」三個字成為了他自己給自己的身份烙印。

1885年，在回福建探親的游船上，能夠跟外國人高談闊論的辜鴻銘受到了楊玉書的關注，楊玉書是誰？廣州候補知府，奉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之令前去打探中法戰爭的情報，沒想到情報還沒打探，先看上了辜鴻銘。

在楊玉書的引薦下， 辜鴻銘成為了張之洞的幕僚，在承擔對外文書工作的基礎上開始海量學習中國文化。張之洞作為晚清的肱股之臣，也是洋務運動的推崇者，非常樂于見到這些后輩能夠將中西文化相貫通，借著西方文化為中國走出一條生路。

辜鴻銘有才嗎？有才，他是真正會讀書，且樂意讀書的那波人，讀完書后還能學以致用。比如說他在學習中國文化后認為， 中國傳統文化并不遜于西方思想，儒家經典其實跟西方的反戰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自林則徐「開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后，嚴復緊接著翻譯了大量西方著作，例如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 同是翻譯，辜鴻銘則選擇將傳統文學典籍翻譯成外文，讓西方人都來讀讀中國的傳統文學。

儒家四部經典他翻譯了三部，《論語》、《大學》、《中庸》紛紛出現了海外版本，在林語堂前去國外留學的時候發現，辜鴻銘的翻譯本已經作為了國外許多大學的教材。這里透露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 辜鴻銘非常受到國外文學界的認可。

翻譯本那麼多，為什麼唯獨辜鴻銘這麼受追捧？因為他有自己的理解。 在英國的13載歲月讓他清楚明白該用怎樣的語言，該去如何舉例子打比方，才能讓西方人讀懂中國文化，它在這方面的優勢是其他傳統中國人所不具備的。

在翻譯過程中，辜鴻銘本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逐漸加深， 1915年他出了一本名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書籍，向西方社會展現出了與以往認知截然不同的中國形象： 「中國人的精神第一個就是溫良，溫良并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沒有強硬、苛刻、粗魯和暴力。」

這樣的觀念引起了飽受一戰摧殘的西方反戰人士的共鳴，他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也是當時中國最為「狂妄」的儒生。那個時候西方社會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泰戈爾、托馬斯泰、毛姆等上個世紀最為頂尖的文學創作者紛紛與他交好，前往中國進行文化交流時必定要拜訪他，他卻不一定接見， 因為怎麼能夠讓西洋人想見誰就見誰？

逃離北大：

看到這里你可能要覺得，這樣堪稱「人生贏家」的辜鴻銘，似乎跟《覺醒年代》中的那個老頑固相去甚遠。其實并不是，他們還是同一個人，人是一種復雜的動物，你無法僅僅只看某一方面就概括出一個完整的人。

辜鴻銘在學識方面是領先的，進步的，但在思想方面的確是頑固的，這也跟他的經歷有關系。辜鴻銘并非是土生土長的華夏兒女，他是後來才開始接觸到華夏文明的，因此在他看來，華夏文明與「天地君親師」，與「仁義禮智信」已經老老困綁在了一起，用儒家思想治國的封建帝制就是華夏文明的本質。

他不是低層百姓，沒有感受到清政府帶來的痛苦，反而他在中國的成就，很大原因來自于清政府的支持，因此他的思維已經定格，無法轉圜。他覺得封建帝制，覺得清政府就是中國的一面旗幟，所以他堅持留辮子，認為革命是「暴動」。

辜鴻銘對帝制徹頭徹尾擁護，這讓他哪怕擁有一定的學識，卻注定在文風開放作為當時文人變革根據地之一的北大格格不入。蔡元培曾經擔任過一段時期的校長，他知道辜鴻銘是個有真學識的人，因此在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倡導下，辜鴻銘還是被他請來上課。

引語中的那段話其實就是辜鴻銘曾對北大學子們所說的一句肺腑之言，他知道自己跟這個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已經有些格格不入，但對他來說， 封建帝制與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了他文學道路的信念，如果放棄了對帝制的堅定，等于完全否定他自己，他無法做到。

辜鴻銘與北大最為尖銳的矛盾來自于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后，當時中國各界的有識之士紛紛響應，但 作為北大教授的辜鴻銘卻公開在英國人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北大學生是「野蠻人」。

作為一個被列強壓迫著的正在謀求出路的國家，辜鴻銘卻在壓迫自己的列強所辦的報刊上公然詆毀同胞們的反抗，這讓哪怕風氣再開放的北大都無法容忍。辜鴻銘此人跟我之前寫過的另外一位「被時代拋棄」

在北大的最后一堂課上，辜鴻銘對北大學子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教諸位學習英文，是希望培養對中國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國化或英國化的洋奴，望諸位同學知我苦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1923年蔡元培從北大離職，「末代狂儒」辜鴻銘也連忙逃離了北大。

晚年倍凄涼：

辜鴻銘少年意氣風發，中年功成名就，到了晚年卻倍凄涼。從北大離開后他選擇去往日本，以為承襲了華夏文化的日本能夠讓他施展抱負；但呆了幾年后，他卻被日本已經展露出來的軍國主義思想所震驚，只能無奈又回到國內。

1928年，辜鴻銘在北京去世，卒年71歲，屬于他的熱鬧早已退場，在孤獨的道路上蹣跚行走，最后也只換來一句： 「性孤僻，發辮至死猶存。」

晚清到民國時期是歷史上社會變革最為劇烈的一段時期，這個時候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都跟以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新舊思想、中外文明在這一刻交匯相融，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

生活在民國時期的那些人，其實更能突顯出人性的復雜化，哪怕是那些威名赫赫的將軍們，或者家喻戶曉的文人學者，他們的人生道路其實也充滿著矛盾，也并非全部正確，就像文中辜鴻銘，在文學領域他光芒萬丈，但在思想領域他卻被過往所束縛，至死未能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