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場》講述的是20世紀20年代至30年哈爾濱近郊一個村莊的故事。那時，在軍閥混戰、地方政權不斷更替，人民生活是無比的卑微。加上日寇以東北為據點，虎視眈眈，磨刀霍霍，更是火上澆油。在這內憂外患的時刻，東北人民是格外的無助。
蕭紅以她獨特的女性視角，向讀者呈現出受難的中國農民，展現出在苦難面前的無奈、無助和卑微的人性。有無知、麻木和愚昧，卻又有重壓下的覺醒和反抗。
小說里的人物主要有二里半、王婆、老趙三、月英、金枝，他們像牛馬一樣生活著，先是亂七八糟地生，后又糊里糊涂地死，來這個世界如行尸走肉，懵懵懂懂走完短暫而悲慘的一生，沒有思維，沒有人性，生與死，只是簡單的過程，只剩下空間與時間交織的「場」，彌漫著生命殘喘下游絲般污濁的氣息。
二里半的羊丟了，并且被打了，他打怨氣轉移到妻子麻面婆身上，小說寫道：
「麻面婆驚惶著，帶著愚蠢的舉動，她知道山羊一定沒能尋到。」
不難看出，麻面婆便是那時很多女人的代表，是其性格使然，正如小說對好民的概括：
「她一遇到不快時，或是鄰人與她拌嘴，就連小孩子們的擾煩她時，她都是像一攤蠟消融下來，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爭斗。」
這是年代重壓下女人的悲劇。而正是她們的不愿反抗，又成為年代痼疾的「助推器」。
但貧困的重壓，卻并不能阻擋「生」的欲望，小說從側面描寫了「糊里糊涂地生」——
「二嬸子看了看自己的腰身說：‘像你們呢！懷里抱著，肚子里還裝著......’‘那是三個月了呢？你們還看不出？’」。
女人在生產——
」一個男人撞進來，看形象是一個酒瘋子......每年是這樣，一看見妻子生產他便反對。」請注意，「每年」和「反對」兩個詞語，將麻木、愚昧的人性一下子展現出來：女人無知的生、男人麻木與無情的反對，使《生死場》的悲劇更加悲愴。
日寇進村，無知的二里半卻以為「親善」的兵住進家，村里人便從此對他刮目相看。而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的行為，無疑是引狼入室。以日寇一貫的獸行，豈會為我們的「善」感化？
「宣傳‘王道’的旗子來了！」
這是「王道」嗎？
「我聽說王家屯一個十三歲的小丫頭叫日本子弄去了！半夜三更弄走的。」
「王婆看見那個日本‘銅帽子’的手在女人的屁股上急忙地抓了一下。「
「還不到中午；亂墳崗子多了三個死尸，其中一個是女尸。」......
小說并不直接描寫日寇的暴行，卻通過對話、場景，足以讓讀者感受到日寇的殘忍。
農民趙三不堪忍受地主的壓迫，決意殺死地主。
雖然最后不慎錯殺了小偷且被抓進大獄，但因壓迫而反抗，覺醒的力量正在被喚醒。長達數千年封建王朝王朝剛被推翻，農民根深蒂固的「忠君」意識依舊存在。小說中就說，日本人的到來，有人說是恢復「清朝」，人們還充滿期待，也許是改寫了舊制度的政權并未給他們帶來希望，才使他們不得不希望「恢復」舊制度，是愚昧使然，因此，他們不可能認知到：改變并非恢復！而趙三之舉，是對所謂的「新制度」的反抗，讓悲情的《生死場》閃爍出一絲絲亮色的光芒。
「李青山是個農人，他尚分不清該怎樣把事弄起來，只說著：‘屯子里的小伙子招集起來，起來救國吧！.......’」
趙三「連胡子也不動蕩一下：
‘救國的就要來到。有血氣的人不肯當亡國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趙三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小說沒有豪言壯語的描述，而僅是從一個女性的視角娓娓道來，將麻木、愚昧中的一些覺醒的人通過一些簡單的語言和行動呈現出來。其實，他們只是初步的覺醒，他們尚不能理解更大的道理，革命更是遙不可及，以平淡的語言道來，更加吻合「覺醒」之意，使小說更顯精彩。
小說的最后，還有一個細節描寫，更應是小說的神奇之筆。
「二里半許久許久地撫摸羊頭，他十分羞愧，好像耶穌教徒一般向羊禱告。」
二里半是小說里并不討喜的角色，通過最后這一環節的描寫，讓人難免產生出多多少少又恨又憐之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二里半不健全的腿顛跌著顛跌著，遠了！模糊了！山岡和樹木，漸去漸遠。羊聲在遙遠處伴著老趙三嘶鳴。
」
既恨又憐，是年代里無知的人。而思之，那是年代摧殘了人的身體，控制了人的思想。幸好，壓迫就有反抗，即使是再無知、再愚昧之人，就如二里半，他的生命也許終將逝去，但臨死之前，他的思想已悄然在變。
《生死場》全書語言平淡，故事也沒有跌宕起伏，卻通過不同角色的語言、行動，呈現出來的年代給人帶來的摧殘，以及人在這個年代里難以改變的人性殘缺格外鮮明。在這個年代里，他們卑微的生活向誰訴說？閉塞、無助、無奈，難道不就是麻木與卑微的根源嗎？經典終究是經典，讓人不得不為這樣的小說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