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這麼一種人，提及他的名字既讓你覺得如雷貫耳，又同時對他一無所知。
比如徐悲鴻、林清玄。
還有今天要說的這位——金岳霖。
關于金岳霖的問題零零散散只分作三大類：
怎麼看待金岳霖的癡情絕對？
林徽因為什麼拒絕金岳霖？
金岳霖真的為了林徽因終身未娶嗎？
仿佛金岳霖這個人，只是曖昧往事中的一個灰暗符號，形象模糊。
而真實的金岳霖，風度儒雅且舉止西化，出自清朝后期洋務派的官僚家庭。父親官至三品，出身高門大戶。自身亦多年廢寢忘食耕耘于哲學與邏輯學，著作《論道》與《知識論》被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評為：
「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意指老子，白馬指能言善辯的公孫龍。）
馮友蘭又說了，金岳霖似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有著魏晉時期的文人風度，生活不拘小節。
渾身散發著哲學味道，內在流淌著魏晉風流。金岳霖斷然不會想到，自己為后世所熟識僅僅因為「天字第一號備胎」的稱呼。
終身未娶
金岳霖的確始終未娶，倒并非只為林徽因。
安居一隅只為默默守護心中所愛的故事縱然美好，然則，現實不是童話。金岳霖的嫡傳弟子諸葛殷說過： 「金先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時，曾對我同班同學公開承認他曾與一美國在華女士同居過。」
好友吳宓也在日記中寫到：
如感情濃厚，即仿金岳霖與泰勒（也有稱秦麗蓮）式而同居，或仿張奚若與楊景任式而結婚。
有心人算了算，1914年至1925年，金岳霖未滿二十歲便在歐洲留學，也正是這十多年間與那位西方女友相戀。 同居、試婚類觀點那時聽來驚世駭俗，細想之下卻也正常。秦麗蓮是不婚主義者，對中國式家庭生活極感興趣。
▲ 金岳霖
加上金岳霖本就尊崇哲學家羅素，羅素極力主張試婚制，大意是婚前先同居一陣，以了解彼此性格及生活方式。1925年金岳霖回國時，這位秦麗蓮女士也伴隨他一起。
他們沒有住在清華的宿舍里，而是住在熱鬧的北京城中，還特意請了兩位廚師，分別做湖南菜與西餐。徐志摩曾在書中描述金岳霖和女友秦麗蓮剛到北京城的形象：
老金他簇著一頭亂發，板著一張五天不洗的丑臉，穿著比俄國叫化更襤褸的洋裝，蹩著一雙腳：麗蓮小姐更好了，頭髮比他矗得還高，臉子比他的更黑，穿著一件大得不可開交的古貨杏黃花緞的老羊皮袍。
形象雖顯邋遢，倒與金岳霖不拘小節的作風相符。有心人考證兩人同居至少近十年，隨著世事變遷，回國后沒幾年間兩人終究分離，晚年的他也未曾提過個中緣由。
金岳霖認識林徽因時，已是1931年，此時已經沒有再聽見那位麗蓮女士的消息。林徽因在北平養病，徐志摩為了避嫌才帶上了他，從而兩人相識。
往后的幾十年里，金岳霖始終獨身。
直到60年代，李文宜《回憶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也與「新聞界四代女旦」中的浦熙修走到一處。據傳金岳霖與浦熙修感情升溫，常常邀她一起用餐，有過結婚的打算。
▲ 浦熙修
可隨著浦熙修身體落敗，患得癌癥，直至臥床不起，方才作罷。
細數金岳霖的這兩段戀情，可以確定的是他并非傳聞中那般一生癡戀林徽因而未曾結婚。
他活過漫長的89年，經歷過浩蕩時代，愛情不會是人生的主旋律。
與林徽因
抽絲剝繭下，他對林徽因是什麼感情呢？
想必只要聽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的名字，必定知曉一段聽上去言之鑿鑿的故事，稱林徽因蹙眉緊鎖，告訴丈夫梁思成自己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
梁思成大度地表示「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老金，我祝愿你們永遠幸福」。傳聞也稱另一位當事人金岳霖獲悉后感動不已，「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三人間的這段過往傳為佳話。與此同時，這也是林徽因被不斷污名化的依據。看客們很少質疑這段過往的真實性，這出自梁思成的續弦林洙晚年為梁、林二人出的一本回憶錄《梁思成、林徽因與我》。
▲ 梁思成與林徽因
此書面世時，爭論紛紜，林洙在書中標明的此事發生時間是1932年，那時金岳霖在哈佛大學聽謝非教授講解邏輯學，人并不在國內，三位當事人也已作古，這段所謂的梁思成口述便顯得疑點重重。
是否有這段過往且不論，從可考的書籍資料看，金岳霖或許仍是愛過林徽因。
在1932年到1937年里，正如眾人所知，他們比鄰而居，梁、林夫婦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稱這夫婦二人是他最親密的朋友。
除了早飯在自己家吃外，中飯與晚飯都與前院的梁家一起吃。若是來了興致，金岳霖會打趣常爬上屋頂的這兩位建筑學家：「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倒是欣然接受，可林徽因不應，「什麼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麼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
金岳霖只在一旁笑著鼓掌，表示贊成。
后來1940年梁林夫婦遷到昆明北郊農村，住簡陋的農舍里，在紀錄片《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攝制組拍到這家農舍時，農舍的主人指著一個狹小的耳房，稱「這就是當時金岳霖住的房間。」
而那時，其他教授都有獨立房間。
金岳霖晚年在書中寫到：
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
▲ 西南聯大教授合影
據金岳霖的學生回憶，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先是長久沉默，又突然自顧自道：‘林徽因走了’，兩只胳膊靠在辦公桌上，像個孩子般嚎啕大哭。直到過了陣子，金岳霖才逐漸停止哭泣，擦干了眼淚，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
后來，林徽因去世多年，某日金岳霖突然在北京飯店請客，老朋友出發前都很納悶，老金為什麼突然請客？直到座無虛席，金岳霖才緩緩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到了晚年，老爺子逐漸迷糊，有時連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可零碎寫些回憶錄，特意提及三十年代冰心寫的那篇《我們太太的客廳》，這篇文章曾被視作是在影射林徽因。
他以自己辦的星期六碰頭會為例，直指批判者并沒有掌握其中具體情況。
佳人已逝多年，老爺子還躺在病榻上，紅塵往事忘了大半，字里行間卻不忘為其正名。
學者
除去那些浮于表面的曖昧往事，真實的金岳霖又是什麼樣的呢？
首先，他是位學術造詣很高的學者。
他并非研究那些具體實用的方向，反而對研究哲學與邏輯學這類晦澀難懂的學科興趣極大，曾有一個學生蕭珊問他：「您為什麼要搞邏輯？」在那個年代的中國，這是極為冷門的學科。
邏輯學相關書籍有很大部分都是符號，難度不在高等數學之下，金岳霖的回答很簡單：我覺得它很好玩。
早年間在美國留學時，他與老友還有一位美國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邊走邊爭論。互相都無法說服對方，只氣沖沖地說對方缺乏邏輯。可邏輯是什麼？這比當時爭論的問題給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他由此開始研究邏輯學，徐志摩曾評價他對學術的態度：
「金先生的嗜好是揀起一根名詞的頭髮，耐心地拿在手里細分。
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髮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他劈開了不得舒服。在學術研究上，金岳霖近乎有些「癡」了。1938年9月，第一次昆明空襲。警報發出后，多數人立即離開學校去城外躲避。只有金岳霖仍然專心寫作，完全忽略了警報聲。
轟隆一下，震天響聲將他從學海中拉了回來，幾枚炸彈在前后幾棟教學樓炸開。幸而，金岳霖所在的那棟樓躲過一難。他被驚醒之后方才想到從樓里跑出來。此時，躲避空難的人們已經回來了。
他們看見金岳霖木然站在教學樓門口，不知在想些什麼，手中仍握著筆。
那時昆明常有日本飛機來轟炸，有時空襲警報響了，他會第一時間拿起自己的手稿才想到逃生。戰爭時刻，他研讀寫作時間始終固定不變，那本《知識論》從昆明寫到四川，好不容易完成了六七十萬字，卻在烽火連天中遺失。
幾十萬字記住談何容易，只能一字一字重新再寫。這本書后來也被哲學家們認為是「開宗立派」的哲學著作。
率性而為
誠然，金岳霖是不折不扣的哲學家，可生活中，他從不談枯燥哲學。
與之相反，他只聊富有趣味的事情。比如建筑與字畫、作對聯、斗蛐蛐……他愛看山水古樹、花鳥魚蟲，乃至世間萬物。
金岳霖身上始終帶著孩子般的童真。30年代末期，他兼任西南聯大教授，平日里總愛搜集一些模樣較大的水果，如同梨子石榴，再去和教授的孩子們比一比誰的水果更大，若是逗得孩子惱了也不要緊，只把自己手中的水果當作禮物相送。
他平生更有兩大愛好：養雞與斗蛐蛐。據說他常會帶著養的那只公雞出去溜達，吃飯時，公雞伸脖啄食，金岳霖也不去阻攔。另一樣愛好斗蛐蛐還被老先生極正經地評為 「要把蛐蛐養好，需要有相當的科學。」
也難怪馮友蘭說自己想象中的嵇康和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映。做事由興致始，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人之自然本性而發展。
這樣的金岳霖在大家眼里卻多少有些怪異。
他永遠穿一身筆挺西裝，還常年戴著一頂呢帽，帽檐壓得極低，進教室也不脫下。每當新學年開始，面對著新一般學生，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他拿自己舉例，「我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如果來一輛汽車，我能看到七八個，我都不知道該躲哪一個。可能哪一個都不是。」
逗得滿屋子的學生哄堂大笑。
在學生眼中，金先生的課最特別。他從不課前點名檢查哪些學生沒來上課，若是問到，他不答反問：「想來的自然會來，難不成還要去綁著他們上課嗎？我不做如此無用的事情。」
他選人回答問題也顯得特立獨行，不刻意點名，反而以「今日輪到穿紅色衣服的女生回答」來代替。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憶： 那時學校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
晚年
到了晚年，很長一段時間，金岳霖是失落的。
解放前夕，他從聯大回到北京，此前在西南聯大各種斗爭都很激烈的場所，他已經覺得自己是落后分子。回京后不久恰逢解放，老朋友張奚若兼任愛國民主人士與政治學家，自然忙得不可開交，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忙于國徽設計。
他本是極具愛國情懷的人，辛亥革命爆發時立即減去自己的長辮，袁世凱接受日本喪權辱國一系列條約時，金岳霖還在國外留學，聽聞消息痛哭良久。
哪怕到了晚年，侄女從美國回來看他，待他聽說侄女已經加入美國國籍，二話不說立刻趕她出門。
可此時只有他閑著，金岳霖愈發覺得自己是這大時代中的局外人。
又過了幾年，1955年，金岳霖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同事認為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可金岳霖恭而敬之地在辦公室坐一上午，沒有人找他，他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只得調侃自己：「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那個時代的學者有極樸素的信仰，金岳霖更是被視作人情世故上仿佛一張白紙。
有一次，哲學研究所的領導去看他，臨走時請他提需求，金岳霖直接說：我要錢。領導雖明白他的意思，不免有些尷尬。只見金岳霖掰著手指：「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要錢。
」金岳霖如此執著于錢，并非為了自己。他晚年的工資雖高，多用于資助學生，家中兩位廚師和拉車師傅的退休金已經提前備下，保證兩位老人晚年仍能衣食無憂。外交部長喬冠華被驅逐出境時，也是金岳霖自掏腰包助他留學。
除此之外，有個真假莫辨的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社決定再版林徽因的詩集，梁、林夫婦已然作古，便去拜訪金岳霖，請他辨認泛黃的照片拍照的時間地點。病臥在床的老人凝視著照片，一語不發。
來人請他為詩集再版寫些話，他沉默良久，方才拒了： 「我所有的話都應當同她自己說，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愿意說也不愿意有這種話。」
▲ 金岳霖晚年
喧鬧的王府井人來人往，可以想見，社會的巨大變遷讓他東張西望，金岳霖或許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直觀的強烈沖擊，周圍新舊交織的一切都在無言提醒著：
屬于他的時代過去了，滾滾紅塵中，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憶：
「誰也想不到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肚子學問的大哲學家。」
在解構與消費主義的狂歡中，金岳霖博學且富有趣味的一面變得逐漸模糊。
多年后，哲學家金岳霖變成了「天字第一號備胎」，建筑學家林徽因被污名為「綠茶鼻祖」。然而這些名詞背后，卻是一個個真實活過的生命。
喧囂之外，幾百年后，歷史又會記住怎樣的他們呢？
